钢化玻璃膜有哪些作用
第三，坚持把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要坚决反对超越宪法的特权，坚决纠正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行为。
从上述比较宪法层面的观察可知，宪法的名实对应不是必然的。本文认为，应该坚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认识宪法，既不可过于对立，也不能陷于混同。
只不过，1950年代的国人看待纲领的方式与今时今日大不相同，1954年《宪法》因其显著的纲领性而被大大提升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庄严性。正确的制度与政策来自实践中的尝试、检验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将其固定为法律、乃至纳入《宪法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修宪者对于八二宪法的不完备性有着清醒的认知，即，仅凭其138个条文不足以持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供给形式合法性，而是需要渐次获得人大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补充支持。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必备内容之一，在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对照的意义上，也是最为硬核的特征之一。但从清末立宪改革起算，中国宪法史上这种情形也不罕见。
以1954年《宪法》文本为底稿，有些过时条文或有待检验的条文留在了新《宪法》之中，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可改可不改的，则不改的修宪策略的滥觞。改革的时代希望重振法制，因此，修宪者决定先把最具指标意义的《宪法》本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，包括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个显著标识。粉碎四人帮后，两个凡是又造成了新的思想桎梏。
1978年12月18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梁芷澄，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。[28]邓小平明确提出，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、经济管理的民主化、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，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。文革期间，受极左思潮影响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。
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，成为发生‘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[64]参见许崇德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》，第493页。
[72] 反对文革和改革开放，某种意义上是八二宪法精神的一体两面。全国各族人民、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，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，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、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。由于此种宪法精神的贯彻几乎存在于八二宪法的每一个条文中，在本文中逐一展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。这种状况被1975年宪法所确认，而1978年宪法并未能纠正这一错误。
[69]鉴于此，八二宪法新增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。[39]肖蔚云：《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》，第93页。[40]肖蔚云：《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》，第94页。[49]职是之故，胡乔木在宪法序言中特地起草了一段话，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。
[74]彭真：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》，载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》（二）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61页。[24]邓小平：《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》（1978年3月18日），载《人民日报》1978年3月22日，第1版。
[77]参见夏勇：《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3年第2期。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，成了‘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，这是一个沉痛教训。
此种改革开放的宪法精神，在八二宪法的五次修改中不断得到充实发展。而在历史和目的层面的探究，可以用来补充法律的文义和体系解释的不足。更值得法学者关注的是，宪法精神这一具有文学性的词汇，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时代背景下，多次出现于法律文件中，甚至成为合宪性判断的标准之一。彭真关于八二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的开篇所做的背景说明，高度凝练地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：（1978年）以来的几年，正是我们国家处在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。[54]彭真在宪法起草时强调：修改宪法时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坚持……民主集中制。[14]参见杨-维尔纳·米勒：《宪政爱国主义》，邓晓菁译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，第16-32页。
[53]因此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提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。[43]彭真认为，文革之所以爆发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执行宪法的规定。
[38]肖蔚云：《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页。[15]Robert M. Cover, Foreword: Nomos and Narrative, Harvard Law Review, Vol.97, No.1(November 1983), pp.4. [16]弗里德里希·卡尔·冯·萨维尼：《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》，许章润译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9页。
[51]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，载《三中全会以来》（上）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89页。[45]参见王汉斌：《王汉斌访谈录：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》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22页。
王晨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（修正草案）》的说明中的表述根据宪法有关规定精神，明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在国家法治统一中的职责，增加规定：……。此种纠正文革错误的做法最终也为八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。这次会议全面纠正了极左错误。[66]邓小平：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，载《三中全会以来》（上），第484页。
宪法修改委员会十分重视这场争论，为了兼顾各方面的意见，八二宪法第36条对宗教信仰自由作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定。[59]彭真认为，革委会是‘文化大革命的产物，与法制不能并存。
笔者在综述宪法学者的观点基础上的初步认识是：在实现良善政治的目标下，宪法理论面对包括政治事实在内的文本外因素时，不应轻易认定其与宪法不符而予以排除，而是要去分析其是否可能为宪法所包容，并具有形塑和发展宪法规范内涵的可能。二、时代精神与宪法解释 宪法体现着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共识，它将人民所共享的记忆、目标、愿景通过宪法叙事的方式予以整合，进而建构一个共享特定价值观念的共同体。
只有通过历史，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，而丧失了这一联系，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。[64]最终，八二宪法在彻底反思十年动乱的背景下，抛弃极左观念，基本恢复了五四宪法中有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。
[48]彭真强调只要保证宪法的实施，我们的国家就能比较经得起风险，经得起像林彪、‘四人帮反革命破坏那样的风险。例如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《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（草案）》审议结果的报告中的表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，决定草案关于士兵军衔性质、等级、称谓等制度的规定，以及由中央军委规定衔级年限等具体管理制度的规定，符合宪法的精神和要求，是可行的。[58]肖蔚云：《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》，第59-61页。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，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，最后，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。
[37]这实际上就体现了此次修宪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图。[16]萨维尼认为，法律既然缘起于行为方式，那么其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信仰。
因此，彭真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，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十分重视。[34]而八二宪法对于1978年宪法的修改，则全面而彻底地贯彻了反对文革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时代精神。
[67]正因如此，八二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中有关平等权的规定，并把在法律上改为在法律面前，以表明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三、八二宪法的时代背景 八二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殊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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